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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三信律师事务所于1990年1月成立，是一个以担任大、中型企业公司、国家机关、地方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常年式专项法律顾问、代理经济、民事诉讼为主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。根据客户对法律服务的定制化的需求，为其提供高水平、精细准、深层次的优质、个性化的法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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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义不容辞
——三信律师事务所系列维权案写真之二
莫名其妙的迟到开除决定
展开刚刚接到的一封来件，于先生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，这来件肯定是发错了。
可仔细定睛一看，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文件的醒目标题中。再往下看，除了名字是自己的，这文中所说的事，怎么跟自己一点也不沾边呀？其内容说严重点是莫须有，退一步看，也让于先生觉得莫名其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这是一份盖着大红印章的红头文件。这是一份严肃的处分决定。而文件的主角就是于先生，其主旨内容是“关于给予于先生开除处分的决定”。
来件使于先生想起了他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某国家研究院，这份处分决定就来自那里。
可于先生怎么琢磨，也觉得这事挺蹊跷：仔细算来，他调离研究院快3年了，现在在新单位工作得很好。当年离开单位时，没留什么后遗症，走得还算愉快，也颇为平静。到新单位任职后，也没犯什么错误，这开除决定从何谈起呢？再说了，要有该处分的事，当时就该处分。这处分决定两年后才迟迟飘来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
突然送达的开除决定，打乱了于先生平静的生活。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感到莫名其妙。
开始于先生还没太往深处想，觉得这处分决定也许无关紧要，涉及不到什么实质问题，妨碍不了自己在新单位的前程和工作。为此与原单位大动干戈，他不忍心，也不愿意。尽管于先生人很豁达，但谁摊上一份严厉的处分决定，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去。尤其是于先生，他在原单位工作了20多年，工作能力突出，并担任了研究院的要职——财务处长。一直是研究院中层干部中，最突出、最得力的干部之一。之所以调出，也是为了事业更好的发展，在肯定了研究院20多年对他成长、发展的帮助后，于先生告别老单位，走上了更适宜自己事业发展的新单位，去寻求新的挑战。所有这一切，研究院领导是知晓的，共过事的同事们也是清楚的，难道就因为人才要流动，就该受到开除的严厉处罚吗？在于先生的概念里，他虽然调离了单位，但研究院永远是他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他很怀念在那里工作的20个年头。他想不通，研究院怎么能不念老员工工作了20多年的情分，出手就是严重的开除处分，难道自己真的就这么让人恨吗？难道自己认认真真工作了20年取得的成绩，及对研究院的贡献就一笔勾销了吗？
尽管于先生心里不痛快，可起初他还是想息事宁人，为了一口虚气，而伤了与老单位的和气，他从心里不愿意。可后来越琢磨这事越不简单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一个要放入档案的黑色决定，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污点，在自己没什么过错的情况下，就稀里糊涂地承认这么一个事实，好像怎么也说不过去。随后于先生在向朋友倾诉这之中的苦衷时，证实了自己的担心：朋友说，你在国家单位任职，属公务员序列的处级干部，你年富力强，前程远大，你业务好，政治强，你还要不断进步，一份开除处分决定对你来说不是无关紧要，而是致命的。你忍了这份开除决定，后遗症会伴随着你的后半生，甩都甩不掉。它会危及你的政治生涯，危及你的业务生命线，甚至就此悔了你这个人。
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于先生不能再沉默了：必须讨个说法，必须依法为自己正名。咱不惹人，可人要惹你，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。我在单位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，不说功劳也有苦劳，离开单位都两年多了，却闹了个开除，要致人于死地，于是于先生不想追究也不得不追究了。
就这样为党工作了20多年的“老”处长，被原单位开除决定伤透了心的于先生，无奈中想到了法律的帮助，他来到三信律师事务所，与三信律师有了第一次接触……
面对特殊当事人 律师坚定依法维权
坐在三信律师对面的于先生，真的是非常焦急：由于担任领导职务，他日常工作非常繁忙，此次纠纷虽然事关他的政治生涯、业务生涯甚至是后半生的前程，而他个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，非常渴望得到三信律师强有力的法律支持。他能做的就是全权委托三信律师处理好此事，热切希望三信律师为其主持公道，不因所谓的开除决定，而毁了个人前程。于先生对三信律师寄予了极大的期望，因为他托付给三信律师的，不仅是对此次纠纷的处置，更有他个人的名誉、政治生命和前程！
面对焦急的当事人，三信律师首先表明了两点：一是从法律上，为于先生讲明了一个概念，开除的处分决定，性质非常严重，不追究，不依法正名，将祸患无穷。律师告诉于先生，从法律的角度严格来讲，开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处罚，除名与开除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，除名一般用于严重违反了单位的内部规定，而开除的性质就非常严重了，一般是用于严重的违反党纪、国法的行为。你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非常正确，如果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承认这个与除名有着本质区别的开除决定存在，就等于认可了自己曾有严重的违法、违纪行为，从此就要背上有“前科”、“底潮”的黑锅，可能就要毁了前程，毁了名誉，毁了一切，玩笑不得。
二是明确告诉老处长，当事人的事，就是三信律师的事。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，想当事人所想，急当事人所急，站在当事人的角度，做到与当事人同位，是三信律师一贯的代理作风。这些都决定了三信律师对事件的投入程度，是全身心的，是倾尽全力的，而不是有一搭无一搭，这是能否处理好一个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前提。三信律师动情地对于先生说，您把您最珍视的东西都托付给了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用依法维权，依法评判，公正代理，最终切切实实维护您个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结果，来回答您和其他所有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。
送走了忧心忡忡的于先生，三信律师立即着手案件的分析。与其他劳动争议案件一样，三信律师对此案给予了特别的重视。一来当前国家依法保护人权的呼声颇高，尤其是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，已上升到了保护人权的高度，保护劳动者的权益，就是保护人权最具体、最切实的步骤，被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。中国的这一社会背景，不容忽视，更是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，所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；二来在三信所的系列维权案中，此案作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件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这就是处级干部的培养、使用、发展对未来的影响，浪费人才对国家的影响等。三信律师与处理其他维权案一样，一定要依法处理好案件，依法维权，依法评判，为三信所系列维权案，再添一例成功的操作案例。
分析清了本案与以往系列维权案的共性，三信律师又开始关注本案的个性特征。三信律师非常清楚，处理每一个案件，只有在个性上有所突破，才能使自己的代理工作成功出色。那么本案的特殊性在哪里呢？经三信律师大量的伏案工作，经三信律师对案情的仔细甄别，个性问题渐渐浮出了水面。
本案的极特殊性，表现在双方当事人的不一般上：律师经仔细研究案情发现，案件涉及的双方当事人都颇为特殊。一方是国家级的研究院，堂堂的正部级单位，权利大，声名高，多少年来优越感很强，不说是说一不二，也很少屈从于什么单位、什么人。在国家、集体、私有的序列中，人家是响当当的老大，不习惯于改变自己的决定，更不习惯被别人呵来唤去，尽管你的要求是合理的、正确的，在他这里似乎算不了什么。更何况律师要做的，不是让一贯高傲的国家级研究院小有改动，而是要彻底否定一个体现着国家级研究院尊严的，盖着研究院大红公章的红头文件！此事谈何容易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当事的另一方是不太一般的劳动者：于先生在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，又是年富力强的中层管理干部，在国家干部序列里，位居正处级，说大不算大，可说小也不算小。要是在基层任职的话，可能是管理着几百万民众的父母官呢。虽然于先生本人才不过40出头，可由于工作出色，在研究院一干就是20多年，任处级干部也有10多年了，尽管年龄不大，也算得上是研究院的“老”员工、“老”处长了。到新单位后，于先生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。这就涉及到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就是对单位里的骨干，对单位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，对在单位里兢兢业业、长期辛勤工作的同志，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，如何正确使用国家培养出的年轻领导干部的问题，是暖人心还是寒人心的问题，这一点一直萦绕在一贯将以人为本的理念，贯穿在代理工作中的三信律师心头。
单位职级的特殊性和劳动者职位的特殊性，将一个尖锐、不容回避的问题，摆在了三信律师面前：在单位级别高、影响大、优越感极强的情况下，你三信律师敢不敢接案，敢不敢依法为劳动者撑腰，敢不敢碰这样的大单位？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，是一个把握性不强的挑战，是一次强弱有些悬殊的对决。
而三信律师没有犹豫，与以往遭遇疑难案件一样，三信律师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面对：在三信律师的词典里，只有面对，迎难而上，没有回避，没有退却。
面对特殊的当事人，三信律师异常坦然，因为他们代理此案的主旨早已确定：不唯大，不唯权，只唯法，只唯实。一句话就是要依法维权，依法评判，公正代理，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三信律师心底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该维护的，必须依法维护。单位再大，级别再高，也要依法办事。在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国策的今天，不论你级别多高，影响多广，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行使自己的权利，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举动和决定，都是站不住脚，必须修正的。以往的案子三信所都是以此为根本原则代理的，此案也不会因为当事人的特殊，而有任何改变。对此三信律师异常坚定，没有任何观望和动摇。
如果说敢不敢碰是对三信律师的一个挑战的话，那么更难的考验还在后头。敢碰可能谁壮壮胆、拍拍胸脯都说得出，而要拿出真家伙，亮出真家底，把问题真正解决好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三信律师代理的思路非常明确，一是敢办此案，二是要依法办好此案，这就必须解决好如何碰的问题。
当事人的非同寻常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难题，使问题变得棘手。对此三信律师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伴随着当事人的不一般，三信律师也开始了不一般的代理工作……
辨蹊跷抓关键 依法为劳动者撑腰
三信律师在仔细分析案子的过程中，发现了本案的几多现象：双方争论的问题多，案件的周折多，事情的来龙去脉蹊跷多。
这几多一是缘于老处长在这个单位干了20多年，又是在重要岗位上任职的中层干部，对单位工作介入较深，一旦调出，要移交的东西既多又非常重要；二是缘于事情的时间跨度较长，从老处长调出，到接到原单位的开除决定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零五个多月，事情不可能象今日事今日毕那样简单，对往事的追溯是不可避免的。而事件的一些当事人，比如老处长原单位的主管领导，工作已有了变动，即便是还在原岗位的，因时间跨度较大，当事人对事情的回忆也比较麻烦，这些都使事情变得复杂；三是双方当事人的综合素质都较高，一方是正部级的国家研究院，一方是为党工作多年的处级领导，都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都有证实自己正确的材料及对法律的理解。正是由于此，双方的对立都自认为己方是有理有据的，同时也是很难被他人说服的。对己见非同一般地固执，使案件比较特殊，增加了对案件处理的难度。
充分考虑到本案几多的特点，三信律师从细节入手，抓住了本案的几个关键，也就是双方争论的焦点：老处长当初调走时，是解除合同还是擅自离岗？老处长在任单位财务要职时，是越权违规还是正常操作？老处长调出时，是移交清楚还是甩手就走？事隔两年多后，单位是有权开除还是无权处理？退一步说，就算是原单位有权处理老处长，单位的处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？
而对于上述问题，单位与于先生的观点截然相反，对立严重。
在单位看来，于先生可不像他自己说的，在调离的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单位开除他是有足够理由的：在是解除合同还是擅自离岗的问题上，单位明确于先生就是擅自离岗。因为单位一直没有同意他调出，在未征得单位同意的情况下，他就不来上班，长达2年之久，作为国家干部，眼里还有单位领导，还有组织纪律吗？这还不应被开除吗？在是越权违规还是正常操作的问题上，单位认为于先生没有按研究院的工作程序，进行必要的请示汇报，有越权行为，还有私盖公章的行为，这不是违规操作是什么？难道单位不能依据相关规定，对其错误行为进行处理吗？在是移交清楚还是甩手就走的问题上，单位一口咬定，于先生没有交接工作，是甩手就走，这符合党对干部的基本要求吗？在事隔两年多后，单位是有权开除还是无权处理的问题上，单位也非常肯定，他根本就没有调走，还是我们的干部，我们怎么不能处理？在单位的处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问题上，单位认为自己的处理是慎重的，是有明确依据的，是经过院务扩大会议通过、院务委员会研究提议、院职工代表大会连席会议审议同意的，这样经层层审议产生的决定，能会是错误的吗？
三信律师事先早就预料到的事，到此时得到了证实：研究院一方的优越感在告知世人，国家级研究院不会有错，要在我们头上动土，只能无功而返。而研究院的一番论述，似乎又很有道理。在单位与于先生的争论中，一般人听来，一会觉得单位有理，一会又觉得于先生有据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人们如坠迷雾烟云，似乎有些迷茫了。
在太多的迷惘面前，在太多的是非面前，三信律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他们以认真的工作态度，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，及以往办案的成功经验，熟练地正确运用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，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一一破解。在律师精彩、富有见地、逻辑清晰地代理词中，所有的疑问和难题都被得体的法律诠释了。
律师首先论述了老处长当初调走时，是解除合同还是擅自离岗的问题。律师指出，根据详细地调查取证及多方当事人的认定，老处长两年前提出辞职申请时，是非常正规的。他向院领导及院人事部门，递交了书面请调报告，当时的老院长可以证明此事。根据《劳动法》第31条之规定，劳动者有提前一个月通知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。这之后，虽然单位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同意老处长调出，但从法律上来说，这并不能影响处长的调动。因为依据《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复函》关于“劳动者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，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，也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，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。超过30日，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，用人单位应予办理”的规定，处长在向单位提出辞职后30日，单位就应为处长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。在单位未予答复的情况下，处长在距提出辞呈的时间已满一个月后，到新单位任职，符合《劳动法》及劳动部相关文件的规定，调出是正常的。还有一点不容忽视，就是单位虽没有同意处长调出，但在处长请调一个月后，并不再来上班的情况下，就不再给处长发放工资，同时停缴了处长的养老保险，这事实上已承认了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。退一步说，不管单位承认与否，从法律上严格地说，从处长提出辞呈之日起满30日后，就应视为双方无劳动关系，更别说已停工资，停养老保险了。根据以上无可争议的事实，三信律师明确，于先生当初调走时不是什么擅自离岗，而是依法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。
随后三信律师又对于先生任单位财务要职时，是越权违规还是正常操作的问题，进行了深入的论述。律师指出，资金调度是财务处的职责范围，于先生任职时没有任何越权违规行为。根据研究院院务会通过的《院职能部门改革方案——职责范围》的规定，财务处的职责范围之一就是：“负责全院固定资产账务管理、资金调度、监督院属各单位解缴的各种税款以及内部银行管理”。同时根据研究院与于先生的《岗位聘任合同》第6条之规定，于先生作为财务处长，其岗位职责之一就是“负责筹集和调剂全院资金，监督和考察资金的有效利用情况”。因此于先生在担任财务处长期间，以单位名义将单位资金存入国家批准的合法金融机构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，是符合院里的相关规定和财务处的职责范围的，不存在什么违规操作或私盖公章的问题。至于单位所说的没有履行汇报程序的问题，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。院领导一直都知道院资金的处置情况，财务处也都按规定该汇报的、该告知的都向院领导作了汇报。财务处存款业务的办理情况、相关手续以及创收奖励办法，都是财务处向院领导请示，并得到领导批准才实施的。在后来发生金融危机后，院领导还指示尽快将院里的资金转入银行，以保证院资金的安全，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院领导对院财务处的工作是了如指掌的，如果当时财务处真的存在违规越权的行为，院领导也不会视而不见、听之任之的。对于双方争论的这一焦点问题，三信律师在认真分析后，态度也很明确，于先生在财务处任职期间，不仅没有任何违规越权行为，正常地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，而且工作还是相当出色的，这从院领导对财务处多次奖励的批件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。人们可以设想一下，什么单位会对一个错误百出、违规越权的部门，频频进行奖励呢？如果果真如此的话，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？
对于于先生当初调出，是移交清楚还是甩手就走的问题，三信律师话语不多，却出示了一份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的书证——一份书面的工作移交书。在这份工作移交书中，于先生分六个大部分，从文件、批件，合同、表格，资料、钥匙到一些遗留问题的说明，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甚至什么事件向哪位院领导汇报的，哪位领导清楚事情经过都写得一清二楚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工作移交书的最下方，移交人、接交人、监交人的名字都签得清楚，于先生作为移交人，将所有该移交的东西，交给了接替他的一位同志，而院里主管人事工作的副院长作为监交人，也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三信律师认为，如此明确的事实，没有再争议的必要，工作移交书作为有力证据，已说明了一切，因为移交单、解除聘用合同是解除劳动关系最有力的证据。因此当初于先生调出时，是工作移交清楚，根本不存在什么甩手就走的事。再纠缠这一问题，就没有论证事实的诚意了。
在事隔两年多后，单位是有权开除还是无权处理的问题上，三信律师认为，不论从哪个角度讲，单位都无权作出开除于先生的处理决定。一来于先生与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在两年前解除，双方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已经终止，单位无权再对于先生作出基于劳动关系的任何决定；二来即便于先生在工作中真的有什么差错，单位要作出开除决定的话，也不能超过5个月的时间。根据《企业职工奖惩条例》第20条之规定，研究院对于先生的处分决定已超过了时效。研究院不及时处理问题，相隔近3年处分决定才姗姗来迟，不仅对同志是不负责任的，同时对工作也是极不负责任的。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亵渎，也是对严肃工作的亵渎，这不符合一个国家级研究院应有的水平。因此，事隔两年多后，单位已无权对于先生作出任何处理决定。
其实问题论述到此，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，可为了把问题说深论透，三信律师对最后一个问题又进行了补充论述。就是退一步说，即便是按单位所说，于先生没有离开研究院，他也真的犯了单位所说的如上错误，那么单位的开除决定处理得是正确还是错误呢？对此三信律师指出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奖惩条例》第18条和《研究院职工考勤管理暂行办法》第46条、47条之规定，与单位所说于先生错误相对应的处罚，应该是除名，而不是开除，单位给予于先生开除的处分决定，是典型的适用规章制度错误。开除是较除名更为严重的一种处罚，适用于更为严重的违法、违纪行为，不能适用于于先生所谓的错误。因为于先生之“错”，不致违法、违纪，却要人家背这样的处分黑锅，是对干部、对工作极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在以法论述后，三信律师在于情方面，又非常动情地论述了自己一贯的主张：善以待人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之一。对象老处长这样，在单位兢兢业业工作多年，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，要给予充分的关心，充分的体谅，充分的肯定。党培养一个年轻的处级干部不容易，应更多地给予爱护。不能人一走，茶就凉，人家一说要调动了，就全盘否定人家的工作成绩，一锤子打死，对同志是不公平的。单位用开除这样最严厉的处罚，来回应处长正常调出的事实，将人家20多年的成绩，一下子全抹杀掉，于情、于理、于法都说不过去。这实际上涉及到用人单位的心胸问题，不能把人才当作私家的财产。人家愿意在你这里干，是好同志，人家要寻求事业的更大发展，也无可厚非，还应是好同志，调出同样能为社会作贡献。用人单位有用人的胸怀，更要有成全人的胸襟。因为人要调出单位，就伤害老同志太不应该了。既影响了国家对他个人长期的培养，也会挫伤人才为国家作贡献的积极性。
庭上的交锋是激烈的。同时也是一边倒的。三信律师明显占据了上峰。因为三信律师的答辩不仅精彩，而且服众，这其中也包括研究院的领导。庭审辩论到此，结论已经不言自明了。研究院除了收回自己错误的处分决定，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。事实上听完三信律师的答辩，研究院的领导也已经被折服。他们非常明白，再无端地论争下去，已没有实际意义。
在三信律师一番有理有据的服众辩论后，仲裁委员会采纳了三信律师的代理意见。经认真审理此案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书不久就出来了。仲裁委员会认为，对于于先生向单位提交了辞职报告一事，单位一方提供的证人证言，也间接地予以了证明，于先生自提出辞呈之日起30日后，不到被诉人处工作，没有违反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。故被诉人对于先生的开除理由之一，违反法律规定，该理由不能成立。因此从申诉人提出辞职之日起满30日后，双方应视为无劳动关系。且于先生在调出时，已进行了工作交接，对院资金处置问题进行了说明，如有其他问题，并非于先生之责任。为此本委认为，单位作出的“关于给予于先生开除处分的决定”，应予撤消。最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：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，被诉人研究院撤回对于先生作出的开除处分的决定。
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，案子结束得非常干净。于先生服从裁决不在话下，可要来势颇凶、势在必得的研究院接受这一裁决，却并非易事，而三信律师用他们有说服力的工作折服了众方。事后双方均表示不再上诉，案子没有遗留任何尾巴。对于一般案子，干净解决问题易，而对于这样严重对立的案子，能干净解决问题就实属不易了。在这一点上，足见三信律师驾御案件能力的高低。
本来三信律师可以简单处理此案，一个处罚决定已超过时效，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，也能减少自己大量烦琐的工作。但三信律师弃易择难，为了以一案，明诸案，以一事，通诸事，他们展开了全面细致的代理工作，不辞辛苦，不怕麻烦，将事实分析清楚，将法律问题说透，以依法对一个为国家作出贡献人的是与非公平地评说，以保护于先生合法权益的最终结果，来表达三信律师对依法保护所有劳动者劳动权益的明确态度。这样的选择，见态度，见功力，见三信律师处理案件的严谨性和责任心，也深深打动了知晓这一案件前前后后的所有人。
特别是于先生，在拿到裁决书时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人格尊严失而复得的激动，感到了清请白白对于一个人的异常宝贵。人最珍贵的无疑是名誉和声誉，自古以来，为之可以放弃生命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是三信律师帮我找回了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人的尊严，人的名誉。对于三信律师来说，此案只不过是众多胜诉案中的一个，没什么特别的；而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是第二次前程，是一个国家干部的政治生命和业务生命，三信律师的出色工作，使这一生命得以保全，得以延续，这远远超出了打赢一场官司的意义。还有在接触三信律师之前，我对法能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特别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，真的信心不足。通过此事，我对法有了重新认识，过去对法律有过怀疑，现在想法不一样了，法最终还是给了我正确的评判，我感谢法律，感谢三信律师为我一个小小的劳动者撑了腰。
就这样小个人告倒了大单位，研究院不久就收回了对于先生错误的开除决定。依法维权，依法评判，是本案制胜的关键。不看气势，不看大小，不看强弱，将功夫下在对事实的认定上，对问题的剖析上，对疑难的理清上，才是最实际、最有力的。工作到家了，问题也就清楚了。复杂不可怕，关键是用有见地的工作，变复杂为简单，最终解决问题。而事实上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变复杂为简单的，功力不到，走不出复杂的泥潭，简单就无从谈起。三信律师在在方面，不能不说是出类拔萃的。
俗话说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，三信律师办理此案正是如此。高处着眼，头脑清醒，看问题清楚；同时又不怕辛苦，能俯下身来，低处着手，作好繁杂的具体工作，两方面配合，没有作不好的事情。
单位不依法用人不行
案子结束了。以双方都心服、口服，毫无争议地结束了。
要说本案最值得回味的典型之处，就在于证实了一个在现实中颇具普遍性的问题，就是用人单位必须依法行政，尤其在劳动关系方面，用人单位必须依法用人、依法处理劳动关系，否则，不论你单位再大，威望再高，也会败在看似渺小、无助的劳动者面前。
用人单位有用人自主权，但决不是用人自由权。《劳动法》是用来保证单位依法选人、用人，保证单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的，而不是让单位用来整劳动者，随意处置劳动者或卡劳动者的。作为单位可以依据相应规定，视过错的程度，对自己的员工予以除名、开除的处分，但单位必须依法正确处理，随意或不恰当的处置，也是不行的。不是有这个处罚方式，你单位想何时用，就何时用，想用于谁，就对谁用，违法处置劳动者，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。
在就业相对较难，人才供大于求，人多岗位少的现实情况下，导致了这样一种不平衡事实的普遍存在，就是用人单位较之被用者，居高临下，说一不二，完全没有平等可言。劳动者为了保住饭碗，往往对单位一忍再忍。久而久之，更助长了单位不依法用人的行为。
其实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，如果不予追究的话，用人单位的上述优越感尚存，但如果劳动者敢于依法为自己主张权利，单位违法用人，必输无疑，本案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单位的莫名优越感，实质上不堪一击。
当前保护人权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而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，正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侵犯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，就是侵犯人权，任何单位都不应在这一点上，有所疏忽。单位玩火，就可能烧着自己，慎重、稳妥、依法处置劳动关系，才是单位明智的选择。
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小视，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，已成了时下涉及、关乎社会稳定的大事之一。许多的不稳定因素，诸多的群体事端，大多来自劳动争议纠纷。因此在这一点上，用人单位盲目优越不可取。用人单位只有依法用人，才能利己、利人、利社会。